著名作家散文_现代著名作家散文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是现代作家鲁迅的一篇散文，其中深情地歌颂了革命青年的革命精神和品格，强烈控诉了反动派的杀人罪行。
一个
我早就想写一些文字来纪念一些年轻的作家。这不为别的，只是两年来，悲痛一直袭上我的心头，至今仍未停歇。真想借此机会抖抖身子，摆脱悲伤，放松一下自己。坦白说，我会忘记他们。
两年前的这个时候，也就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晚上或者二月八日的早上，我们五个青年作家[2]同时被害。当时上海所有的报纸都不敢登，也可能是不愿意或不屑登，只是在《文学新闻》上有一篇模糊的文章[3]。第十一期(5月25日)有一篇林莽先生写的文章《白芒印象》[4]，中间说:
他写了许多诗，并翻译了匈牙利诗人彼得·法伊夫的几首诗。当时奔流城的编辑鲁迅收到他的投稿，写信要见他，但他是一个不愿见名人的人。结果鲁迅自己来找他，想尽办法鼓励他从事作文工作，但他最后还是坐不住亭子间写作，又走了他的路。很快，他又被抓了。……"
这里所说的关于我们的事实际上是不真实的。白莽可没这么慢。他去过我的公寓，但不是因为我要求见他。我也没那么慢。对于一个完全的投稿人，我会贸然给他写信。我们相遇的原因很普通。当时他投的是德文翻译的《彼得·菲尔传》，我就去信索要原文，就在诗集前面。由于邮寄不方便，他亲自送去。看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脸型端正，肤色较深。当时的对话我已经忘了，只记得他说自己姓徐，象山人。我问他为什么给你收邮件的女士名字这么奇怪(有多奇怪，我现在都忘了)，他说她喜欢这么奇怪的起床，罗曼迪克，她自己也有问题。这是唯一剩下的东西。
晚上，我粗略地将译文与原文核对了一下，知道除了几处错译外，还有一处刻意的歌曲翻译。他好像不喜欢“民族诗人”这个词，改成了“人民诗人”。第二天，我收到他的一封信，说他后悔遇见我。他说的太多，我说的太少，而且很冷淡，好像被恐吓过一样。我写了回信解释说初次见面话不多是人之常情，告诉他不要凭自己的好恶改变原文。因为他的原著留在我这里，所以我把我藏起来的两本诗集送给他，问他是否可以再翻译一些诗歌，供读者参考。果然他翻译了几首歌自己带过来，我们聊的比第一次多。这篇传记和诗后来发表在《奔流》第二卷第五册，也是最后一册。
我们第三次见面，我记得是在一个大热天。有人敲门，我去开门，来的是白芒，不过他穿着厚厚的棉袍，满脸是汗，大家都忍不住笑了。这时，他告诉我，他是一个革命者，刚从逮捕中释放出来，他所有的衣服和书籍都被没收了，甚至是我给他的两本书。我的袍子是跟朋友借的，要穿长大衣，不能穿夹克，只能这样出汗。我想这大概是林莽先生说他“又被抓住了”的时候。
我很高兴他被释放，所以我很快支付款项，以便他可以购买一件夹克。但同时也很对不起我的两本书:落在了捕房手里，珍珠真的很黑。原本很普通的两本书，一本散文，一本诗集。根据德语翻译的说法，它们是他收集的。虽然他们在匈牙利，但是没有这样完整的书。然而，它们被印在了Reclam的《世界图书馆》[6]上。如果在德国的话，到处都有，不到一元钱。不过，我现在也算是一种宝藏了，因为那是三十年前，我和彼得·费谈恋爱的时候，特意托丸山书店[7]从德国买来的。我当时就怕因为书特别便宜，店员不肯办理，一开口就很谨慎。一般后来都带在身边，只是随情况而变，没有翻译的意思。这一次，我决定把它送给那个和我当时一样热爱彼得·菲尔诗歌的年轻人，对它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落地。这么认真，柔石亲自送的。谁有望落入“三头”[8]之类的手中？是不是错了！
二
我从不邀请投稿人见面，其实也不完全是出于谦虚，有很多省事的元素。因为历史的经历，我知道十个年轻人中有九个，尤其是文艺青年，感觉很敏感，自尊心很强。如果他们不小心，很容易被误解，所以往往会刻意回避。还怕见面，更不敢有一份信任。但我在上海的时候，也有唯一一个不仅敢随便谈笑，还敢请他做点私事的人，就是给白芒的《柔石》送本书。
我不知道我第一次遇见柔石是在何时何地。他好像说过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，所以是八九年前的事了。我也忘了在上海怎么混。总之他当时住在京云，离我的公寓只有四五个门面。不知何故，他相处得很好。大约第一次，他告诉我他姓赵，名。但他曾经说起家乡士绅的嚣张，说有一位先生觉得他的名字不错，想给他儿子用，就叫他不要用。所以我怀疑他的本名是“平福”，安稳有福气，正是乡绅想要的，但他对“福”字可能没那么热情。他的老家，台州宁海，只是看他台州式的硬气，还挺迂腐的。有时候会让我突然想起方孝儒[9]，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东西。
他躲在屋里搞文学，他也创作，翻译。经过多天的交流，我们一拍即合，于是和其他几个年轻人达成一致，同意成立中国学会。目的是引进东欧北欧的文学，进口外国的版画，因为我们都认为要扶植一些刚健质朴的文艺，于是印了《朝花旬刊》、《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集》、《艺苑朝花》，都是走这个路线。只有其中的一幅《摘顾红儿的画选》被印出来，用来扫荡沙滩上的“艺术家”，也就是揭露叶凌风这只纸老虎。
但是柔石自己没有钱，就借了200多块钱做了一个印本。除了买纸，他还做大部分的手稿和杂务，比如跑印刷厂、绘图、校对等等。但往往不尽如人意，令人皱眉。看看他以前的作品，充满悲观，其实不然。他相信人是善良的。有时候我说别人怎么出轨，怎么卖朋友，怎么吸血，他就额头眨一下，不相信地睁开近视的眼睛，抗议:“会这样吗？”-不是吗？……"
但是超华社很快就倒闭了，原因我也不想解释。简而言之，这是柔石的理想头像。第一，他打了一个大钉子，力气都白了。此外，他还得借一百美元来支付纸张账单。后来他对我的“人心有危”[10]的怀疑减少了，他有时会感叹，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……”但是，他还是相信人是善良的。
于是他把自己应得的《朝花会》寄去明天书店和光华书店，希望能追回几个小钱，同时也尽力翻译书籍，准备还贷。这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里奇写的小说《阿尔塔莫诺夫的事业》。但我觉得这些翻译可能是去年被士兵烧掉的。
他的迂腐逐渐改变，终于敢和女老乡或朋友一起走，但距离至少有三四尺。这种方法很不好。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他，只要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三四尺左右，我就会怀疑她是他的朋友。但他和我一起走的时候，靠得很近，抱着我，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。我也担心他近视，担心照顾别人。一路上大家都很担心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怎么和他出去。我真的看到他在挣扎，所以我自己也在挣扎。好梦，好梦。
不管旧道德还是新道德，只要是害人的，他都会捡起来自己背。
最后，他决定改变。有一次，他明确告诉我，之后他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要改变。我说:“我怕困难。比如你用惯了刀，这次想让他玩棍子，怎么行？”他简洁地回答:学就是了！
他说的不是空，真的是在重新学习。当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拜访我，就是冯铿女士。聊了几天，我终于对她很疏远了，我怀疑她有点罗马，有点急于求成。我也怀疑柔石最近的小说，大部分是要做的，都是源于她的想法。但我怀疑自己，也许是柔石之前坚定的回答，击中了我懒的主张的伤疤，于是我不自觉的拿她出气。——我其实并不比我害怕的那个神经质的、自尊的文艺青年好多少。
她的体质很弱，也不漂亮。
三
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，我才知道《拓荒者》里写诗的殷夫白芒。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，我拿了一本美国记者的《中国游记》德语翻译本给他送，只是觉得他可以从中练习德语，并没有什么深意。然而，他没有来。我只好又去问柔石。
但没过多久，他们一起被抓了，我的书又被没收了，落到了“三头”之类的手里。
四
书店明天要出期刊，请柔石做编辑。他同意了。书店也想印我的翻译，找他要版税。我复印了一份和北新书店签的合同给他。他把它塞进口袋，匆匆离去。那是1931年1月16日的晚上，但这次旅行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是我们永恒的公式。第二天，他在一个见面的地方被逮捕了，我的书印刷合同藏在他的口袋里。我听说政府办公室在找我。打印出来的合同很清楚，但我不想去那些不清楚的地方自圆其说。我记得《说岳全传》里有一个著名的和尚的故事，他在追捕他的官员到达寺庙门口之前“坐下”，留下了“李和来自东方，我去西方”[11]。这是奴隶们脱离苦海的唯一好办法，也是《剑侠》所不敢奢望的，也是最舒服的办法。我不是和尚，我没有涅槃~我有病，我有病，我在车上。香椿？？当丹？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12
那天晚上，我烧了朋友的旧信，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走在一家客栈里。过了几天，听说我在外面被抓了或者被杀了，却鲜有柔石的消息。是的，有一次他被带到明日书店，问他是不是编辑。是的，有一次他被警察带到北新书店，问是不是柔石。他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，这表明案情重大。但没人知道是什么案子。
